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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科场案中康熙为何支持汉臣

(2018-11-16 08: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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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窥史议政
江南科场案中康熙为何支持汉臣
廉政文化墙浮雕——廉冠江南张伯行  (图源网络)


江南科场案中康熙为何支持汉臣


       康熙五十年(1711)秋,苏省乡试后,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学潮。九月二十四日,苏州乡试发榜,顿时士论哗然,议论纷纷。举子们指责副主考赵晋及提调马逸姿内外勾结,交通关节,大肆舞弊。义愤填膺的数百名举子一气之下,将贡院门口匾额上的“贡院”二字改成“卖完”,还将财神庙里的财神塑像抬到学宫里,以讽刺考官受贿,科场不公。学潮闹得很凶,惊动了朝野。
       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立即将此事奏报康熙帝。正考官左必审也上疏陈述,并检举知县王日俞、方名所荐的吴泌、程光奎“二人平日不通文理”却中举。康熙帝极为重视此案,立即指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赫寿两位大臣到扬州按治,会同张伯行及其上司两江总督噶礼一起审理此案。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会审结果:“得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状,词连噶礼”!这次科场受贿舞弊案竟然牵扯到了苏皖地区的“太上皇”——两江总督噶礼。
       经查,噶礼涉嫌受贿,并索要50万两白银庇护舞弊者过关。噶礼十分清楚此案内情,并狂妄宣称:“今科举人,一大半是买的,人说都是副主考卖的”,并利用权势干扰会审正常进行。噶礼,满洲正红旗人,既是满清贵胄,又是康熙的红人,在当时无人敢碰。于是,主审官相互推诿,不仅月余不得结案,而且张鹏翮和赫寿竟然提出单单处理副主考赵晋和其他受贿的试官,放过噶礼,将此案草草了结。
       案件如此处置,惹怒了江苏巡抚张伯行。张伯行在三十余年宦海生涯中,以居官清正名闻于朝野。他本是以宽厚待人的长者,平日里与齮龁用事者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但是,对此置民愤国法于不顾的举动,淳厚的张伯行异常愤怒,不再洵洵,而是难得的发威了,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张伯行认为,在法律面前不分贵贱,应该一视同仁。既然舞弊案牵涉到噶礼,就应该同样对他进行审查,决不能因为他是总督,就放他过关。因此在次年正月,张伯行不顾身家性命,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他要求停止会审,不让噶礼参加此案审查,以求的彻底清查科场案。同时,张伯行要求解免噶礼的官职,交付司法部门从严审理。张伯行上疏后,不待皇帝批示,就移牒噶礼暂停了会审。
       噶礼马上感觉到了威胁,于是密购了张伯行的疏稿,阅罢不禁恼羞成怒。他非但没有善罢甘休,反而上疏皇帝,七拼八凑地捏造了张伯行的七条罪状,并指责张伯行逞讦诬陷。康熙帝无奈之下,只好降旨:伯行与噶礼俱解任,交付张鹏翮及总曹赫寿一并察审。这样,张伯行即刻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张伯行任官期间,无论在朝还是在外,从不结交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议,是一位孤介已极之人。而噶礼不仅是满清贵胄、高官爵显,而且长袖善舞,所辖两省文武属官无不逢迎趋附。即使守正不阿者,也不敢伸张正义。就连主审官中素有号称“不避权贵,人皆惮之”的张鹏翮,也畏葸不前了。结果,张鹏翮、赫寿置民意及事实于不顾,向康熙帝上奏案审处理是: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贿通关节,拟罪如律;噶礼劾伯行苛刻,应降一级留任;伯行劾噶礼揽卖举人、索银五十万两,事全虚,应革职赎徒。
       此案的走势,实质上触及了满清最敏感的满汉矛盾,谁敢压噶礼而抬汉人张伯行?!噶礼,姓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其母与后宫有着“近戚”的关系。康熙亲征噶尔丹时,噶礼也随军出征,深得康熙器重,官居山西巡抚、江南江西总督等要职。会审此案的主审官都是汉人,岂敢越池半步,只是明哲保身,袒护噶礼,一再复奏噶礼无辜,伯行有罪。
       然而,有幸的是,康熙毕竟是明智之君,对此案一审再审,结果手批不准,降旨:伯行恢复原任,噶礼革职。当时,江苏士民闻此欢声雷动,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福建全省士民,闻张伯行“解组,皆奔走呼吁”。
       那么,康熙为何在这场复杂的江南科场案中支持汉臣张伯行呢?说来原因也颇为复杂。
       一是康熙对张伯行的人品与政绩十分清楚。康熙对张伯行有体察入微的认识。早在康熙四十六年,他就曾对从臣赞誉张伯行:“朕访知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莅任江苏巡抚,“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但上任伊始即发布檄文,严禁属员馈送。檄文中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分,身即受一分之污。”他居官清正,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衷心拥戴,被称誉为“天下第一清官”。故此,在此案审理中,康熙多次下谕,对张伯行“居官清正”高度肯定,希望大臣们“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为正人者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


江南科场案中康熙为何支持汉臣
大型廉政豫剧《张伯行》剧照  


       二是康熙对噶礼“贪婪无厌,虐吏害民"的操守早有觉察。康熙三十八年,噶礼授山西巡抚。“噶礼当官勤敏能治事,然贪甚,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康熙四十八年,噶礼迁为两江总督。“噶礼至江南,益恣肆“,连续上疏弹劾江苏巡抚于准等官员,致使不少清廉官员被罢免。康熙曾说过:“噶礼虽才见有余,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并说过若无张伯行,江南地方财物必定会被噶礼盘剥去一半之多。
       三是康熙实施“奖廉惩贪”执政手段的需要。康熙深知官员贪污腐化必将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封建统治,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察吏安民”上。在重惩贪官的同时,康熙大力倡廉,他特别重视通过京中大臣的榜样力量,大力倡导“居官者以清廉为尚”。同时,不遗余力地提拔清官廉吏,两江总督于成龙等皆以清廉而由县令等低级官吏“洊历部院封疆”。故在江南科场案审理中,惩处噶礼而支持张伯行,当在情理之中。
       四是康熙缓解满汉矛盾的一种姿态。康熙帝在位期间,严厉镇压过一拨又一拨的“反清复明”行动。但同时,为了缓解汉人知识分子对满清的仇视情绪,他也摆出了对前朝并无恶感的姿态。如亲自拜祭朱元璋陵墓、下令保护明十三陵,修建扬州史可法祠等,这样做是想向天下人表明,他并不敌视前朝与汉人为敌。
       康熙实行“以满驭汉,以汉制汉”的策略,在朝廷内部实行一些表面上看似满汉平等的政策,如清朝官制各部院尚书,侍郎,督察员都御使等满汉各一,以此缓和满汉矛盾。在这场以噶礼为代表的满洲官员与江南汉族官员之间的争斗中,因审理不公引起了南北之争的纷纭议论,只才下决心处理噶礼以挽回局面。
       江南科场案(亦称噶礼张伯行互参案),是康熙朝一件极有影响的大案。它体现的不仅是江南这个全国财赋重地的督抚大僚之间的互相弹劾,还是特殊背景下的贪廉官吏的较量,更是一场满汉官员之间的争斗。康熙维护“满汉一体”格局,以稳定政治统治秩序,这才是最终忍痛割爱——处置噶礼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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