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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武陵行”遗稿确实可以让人想到许多。首先是,这位“最后的士大夫”坚持反思“大汉族主义”,实在难能可贵。为了追求民族平等,学者们可以将历史解释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上下关系”的持续演绎,而矛盾的是,近代中国国族之缔造恰是基于一种相反的心态而进行的:“中原”长期遭受来自西方、来自北方民族的压力,元、明、清统治民族(蒙、汉、满)的更替,使“以夷乱夏”在元末明初及清末民初,成为“华夏自我认同”的“历史资源”。作为汉族学者,对于二十世纪以来成为主流文化上的“自我”加以反思,是我们的使命之一。但是,倘若把眼光放远一些,结果又会如何呢?显然,基于二十世纪“华夏自我认同”展开的这一反思,不能催生对历史的总体解释有关键意义的看法。试想,倘若我们是元代的士大夫,对于那个时代我们得出的论点,肯定与我们针对二十世纪“华夏自我认同”作出的反思不同。

    其次,致力于寻找对于“我们的历史”有更高解释力的理论,我们从费先生那里能得到启迪,但却也同时能意识到问题。汉族不是中国历史的所有时期的“中心”,在“中原”之外,两千多年来,也存在过长江上游、巴蜀、大理等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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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悲伤的玩偶

 

王寅
    悲伤总是发生在城市,而不是旷野和乡村。即使是曼哈顿,也不例外。
    来到纽约的第二天早晨,第一眼看到的是东116街的街景。这里曾经是是纽约著名的黑人区――哈莱姆的中心。由于政府有计划地改造这个区域,破败的老房子被成片拆除,兴建起新的公寓楼,中产阶级逐步从黑人手中夺回昔日的失地,哈莱姆的街道不再是黑肤色一统天下。远离曼哈顿的黑人,搬到相当于北京五环以外的地区。
    走过一处铁丝网围着的空地,空地中央有一把藤椅,藤椅上垒着一堆大大小小的玩偶。
    不知为什么,我从这些可爱的玩偶眼里,看到的只有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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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复刊两周年 “《书城》茶座”今日创立
  
  
    今天是《书城》杂志复刊两周年,该人文杂志今天宣布创设名为“《书城》茶座”的文化沙龙,“茶座”今后将在每月5日定期举行。
  
    “当年的知识分子就有这么一个传统。比如在北京,当时有徐志摩的新月社,林徽因的太太客厅等沙龙聚会;在上海,胡适、林语堂也有这样的沙龙。” 《书城》编委陈子善介绍说,由《书城》杂志此次创设的“《书城》茶座”没有主题,不拘形式。对前来参加沙龙的学人也无“一定之规”,呈现出跨学科的开放的态势,目的主要是为学界、文化界提供一个激荡思想的空间和平台。 在今天首次“《书城》茶座”上,作家王安忆、陈村、孙甘露,学者许纪霖、邓正来、陈子善等众多沪上文化人士均前来自由对谈。《书城》希望“茶座”能成为“沪上一道学术的流动盛宴。”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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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但在我看来:“多难兴邦”一语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并不在这里。我不知道温总理是怎么讲的,这里只讲我的理解。

    唐代的陆挚在一篇文章中说:“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镇也。”(见《汉语成语大辞典》“多难兴邦”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敕”:告诫之意;“敕镇”:自我抑制,自我告诫之意。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当前最应该具有的一种反省意识:“涉庶事之艰而知敕镇也”。

    “敕镇”什么?那种迅速膨胀了的、被浪漫化了的民族意识和狂热激情。

……

    这一切,诚如古代希腊的剧作家埃斯库科斯所说的那样,把一切都用来强化自我之至上权力的精神手段,其中就包括着苦难和对种种不幸的感受。

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些话就说的是我自己及与我相差不多的同一代人的思想经历。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些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特别是其中的困惑与两难。

    “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镇也”,我们知道了“庶事之艰”,但我们意识到“敕镇”二字的意味了吗?特别是在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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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编辑部札记︱

 

 

 

    事情发生在蒙得维的亚,时间是一八九七年。在周末的咖啡馆里,博尔赫斯向读者介绍了来路不明的阿雷东多,小个子,瘦削黝黑,二十出头。那是乌拉圭战乱不断的年代,首都的街巷弥漫着阴郁而恐怖气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睡眼惺忪的小伙子竟是一位刺客。他蛰居郊外的老房子里,等待着八月二十五日那天,那是乌拉圭的国庆日。博尔赫斯说过,他并不赞成政治暗杀,可是却饶有兴味地写下了这篇题为《阿韦利诺·阿雷东多》(收入小说集《沙之书》)的故事。阿雷东多尽管有时也光顾咖啡馆和杂货铺,大部分时间还是闲得发慌,博尔赫斯把他等待的过程写得相当细腻。他跟自己下棋,翻阅《圣经》,跟女佣聊天,海阔天空地回想着沟堑纵横的田野和普拉塔河两岸的美景。日历一张张撕去,终于到了他要出手的那天。最后的情形只是寥寥几笔,当总统胡安·伊迪亚特·博尔达在教堂做完感恩礼拜之后,小伙子上去一枪把他做了。

    这故事取自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整个“等待”过程则出于作家的想象。事后阿雷东多声称行刺乃自己一人所为,并非受人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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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跟所有刚刚开始迈进自由经济门槛的国家一样,到处都是生意,耳边不绝讨价还价;到处都是工地,身后总是尘土飞扬。
穿行在吴哥的庙宇之间。无边无际的回廊,金色的光线从廊柱的缝隙里透到暗幽幽的走廊上;看不尽的拈花的手,微笑的嘴角;每转一次身,都遇见似曾相识的游人和雕像,每按下一次快门,都得到似曾相识的图片。
许多小小的孩子,真的很小,三岁或者四岁,没完没了地向游人伸出手里的几把小竹笛,几张明信片,说:温刀拉(one dollar),温刀拉,有的能跟着你走上好几百米。我曾将相机对着一群友好的围上来说哈罗的孩子,他们面对镜头飞快地举起两根手指说yeah!然后立刻伸出手:温刀拉。我说没有,他们就齐刷刷地愤怒起来,可乐?圆珠笔?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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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顾炎武只身北游,负笈越岭之际,脑子里仍是“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的大问题。所著《日知录》一书,考核经史,务实为学,大有“待王者起得而师之”的意思。顾氏痛感晚明学术虚浮,想到士林清谈之风,每每捶胸顿足。如,《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论及“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乃谓自曹魏正始至司马氏永嘉之末,一班洛下名士如何“蔑礼法而崇放达”,如何“败义丧教”,到头来搞得亡国亡天下。

顾氏纠弹清言,出于一种正邪之见,并非以为箝制众口的一言堂就是治国良策。《日知录》同卷有“清议”一则,援引古代“存清议于州里”之例,极辩舆论监督之必要。有谓两汉制度,“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可见民意这东西由来有自,不只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顾老先生早就看出,言路建设是考验执政能力的关键,故曰,“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但是“清谈”与“清议”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至少魏末西晋时“清谈”还不能说都是竞说玄理的脱口秀,也有臧否人物参政议政之用,近人陈寅恪、唐长孺于此考述甚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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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这是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全球变化。近二十年,人类忽然不得不面对一个困惑的新问题:空闲时间越来越多。随着技术发展效率提高,世界经济所需总工作量减少,而世界人口却大幅增长,于是工作世界,变成空闲世界。

这个历史性巨变,速度越来越快。随着经济全球化,也渐渐变成一个全球现象。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一套哲学,把简单的玩字理论化,闲出一个理由。

曾几何时,“时间就是金钱”,是改革的铭言;“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是长辈敲打的警句;韦伯论“新教视工作为天职,构成现代化的伦理基础”,理论家还在作摹拟研究,从儒家学说中找对应。忽然间,一切成了历史。《万象》上曾有人撰文说:“这年头,如果有谁没有听说过,期待过Doom3(新版电脑游戏)的话,那一定是中文系的老教授了”。括弧里的话是我加的,因为可能还有个别几个读者,对电脑游戏的知识,与“中文系老教授”一样少得可怜。

要从感性上了解现代社会的空闲,只消去看一看中国各城市的“网吧”:几十排电脑座无虚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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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召

 

延安时期(1937-1947),与开荒种地、大生产运动相伴随的伐木烧炭,是革命队伍的生存手段之一。伐木烧炭的过程极其艰辛劳苦,甚至还会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有远识的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负面的因素,并组织专项调查,一度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改善环境。

一九三七年初,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总部进驻延安,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大量知识青年奔向延安。原来只有三千人左右的边塞小城,到一九三八年底,就猛增到近三万人口。此间,虽然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按月接受国民政府支付的军费,但遽然增加的人口,以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以后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导致古城毁坏,中共党政机关被迫搬迁到城外新开的窑洞里。这样,开挖窑洞,安装门窗,制作家具,生火做饭,都需要大量木材。从南门外杂货市场购买,已经不能缓解燃眉之急,那么,发动干部战士、师生员工亲自上山砍树,肩扛手拖,搬运回来作木料,也作柴火,就成了势所必然。

这时候,延安四野的山林,除个别属于私人所有,绝大多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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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

 

    我指导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王羽,今年年初幸运地“与张爱玲不期而遇”,发现了张爱玲佚文《天地人》。这是继二○○五年李楠博士发现张爱玲佚文《郁金香》之后,张爱玲作品发掘进程中一个可喜的收获,作为她的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天地人》的“出土”,再次提醒我们张爱玲与四十年代上海小报关系非同一般。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已知的张爱玲在上海各种小报上发表的作品:

罗兰观感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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